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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奇诉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股份期权案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案情简介】
原告(被上诉人)：朱奇
被告(上诉人)：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1996年9月11日，原告朱奇受聘为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员工。1997年，被告向员工发放《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该计划规定：被告每月从参加该计划的员工工资中扣除一定金额，进行储蓄；分为3年、5年期，由员工自己选择；储蓄金额折合成英镑，购买渣打银行发行的股票价格八折的股份。该行向员工出具《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储蓄到期时，员工可凭此证书行使限额预托买卖权，从被告处获得按当时渣打银行股票价格计算的股份价值增值付款。在储蓄期限未到期时，若发生伤残以及因冗员等情况而致员工离开被告，员工应于六个月内收回其存款及利息，并按当时已购得的股份行使预托买卖权。
1998年10月，原告参加了该计划，选择了3年储蓄期。被告每月从原告工资中扣取人民币3400元予以储蓄；被告上级银行向原告出具《标准渣打国际股份储蓄计划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一份，载明：授予原告限额预托买卖权的日期是1998年10月9日，每股价格为334便士，每月存款250英镑，到期日为2001年11月1日，可以获得2919个股份单位。原告按月进行储蓄，至2000年12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被告以其表现不佳以及合同到期为由，向原告发出退工通知单；同时终止为原告进行储蓄，并将已存款项人民币91800元及利息退还原告。原告遂根据《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被告的承诺，向被告致函要求按冗员情况处理，即按已储蓄的金额购得的股份数2021股获得相应的权益。被告则以合同到期终止、原告无权享有该计划为由予以拒绝。

【诉讼请求及答辩】
原告朱奇诉称：原告依约购买了被告的股份权益，虽然约定的储蓄期限尚未到期，但其原因是被告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所致，其责任不在原告。现被告借故不予给付股份权益，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原告参加储蓄27个月所购2021股单位，以及2001年2月1日渣打银行股票在伦敦交易所的股票收盘价10.6英镑和当日英镑对人民币的牌价100∶1182.34计算，原告应得股份权益为人民币173478元。为此原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拥有的股份权益人民币173478元。
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本案在程序和主体上均存在问题。第一，本案系争的《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系渣打银行总行对其全球各分支机构、子公司的职员，依据劳动合同关系所给予的、打折购买和保本增值的福利补贴。因此，本案的争议是劳动福利争议，依法应首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第二，本案系争的《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签约主体和纠纷主体是原告朱奇与渣打银行，而非与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并且该计划所涉的标的物是渣打银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因此，本案的诉讼主体并非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而是渣打银行总行。第三，本案中原告朱奇因工作表现不佳，被告才于双方合同到期时拒绝与原告续签合同。因此，原告的情形不属于“冗员”情况，亦不属于《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规定的储蓄未到期仍可享有股份收益权的任一情形，故原告的诉请没有合法依据。第四，原告购入的股份期权实际上是一种虚拟的买卖权，这种期权并非是一种所有权，而且这种权利的行使是有条件的，即只能基于劳动关系，且只有到期后，原告才可行使这种买卖权；而原告在权利到期前因不再具有员工资格而丧失了这种权利。因此，原告由于没有到期行使买卖权，而无权取得购得的股份单位的现金收益。
一审判决后，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并未规定在本案的情况下，可由被上诉人行使股份期权，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股份期权是一种选择权，被上诉人将期权错误视为股票所有权而直接主张权能，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审理及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主张的是一种新型的股份期权权益，这种期权权益建立在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之上。它不同于一般股份期权；尽管也是一种企业激励员工机制，但是它要求员工以连续储蓄的方式提供保证金。同时它并不给员工实际持有股票，而是参照企业股票上市价格，通过虚拟的买卖交易差价来确定给员工的到期股份权益。只有基于这种权益的含义及其特点，才能够分析和认定被告所提出的诉讼主体、程序等问题，并且决定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因为这种期权权益必须建立在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之上，因此其权利和义务主体只能发生在劳动关系与储蓄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本案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的当事人显然是原告和被告双方。尽管《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是由被告的上级银行推出，《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也是由其出具；但是，《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实施和《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的兑现，却只能由被告进行；即劳动关系的存废由被告来决定，储蓄金由被告在原告工资中扣划，甚至最终期权权益的实现也只能由被告来操作，因为员工到期并不能实际持有被告上级银行的股票；也就是说，原告与被告上级银行间并无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因此，被告所称本案的诉讼主体一方应是其上级银行不能成立。其次，由于这种期权权益同时建立在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之上，因而不是一种纯粹的劳动权益。同时，这种期权权益是一种附条件、附期限而且是不确定的激励机制，因此它不是法定的劳动福利，也不是我国《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显然本案不属劳动争议，而属于一般性质的民商事纠纷。被告要求进行“先裁后审”的主张不能成立。最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其权利来源是否合法有效。作为被告的员工，原告根据《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要求按月进行储蓄，并且持有被告上级银行出具的《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上面载明原告可以到期获得股份期权数额。由此，说明原、被告之间的股份期权合约关系已经形成；只要《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设定的条件具备，被告即应依据承诺给付原告期权权益。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后被告不再续签，导致原告不能作为员工继续储蓄，从而也无法达到《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所设定的行权条件。但是，《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有专门的条款，规定了若干种非员工主观原因导致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的，员工可依据已储蓄期限与约定期限之比获得相应的股份期权。虽然，条款中并未具体涉及到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劳动关系的处理情况，但显然应比照上述伤残或冗员等几种非员工原因致使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之情况处理。否则就会显失公平，并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另外，尽管被告在退工时曾提到原告“表现不佳”，但由于该说法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能采纳。至于被告所称，原告主张的股份期权是一种预托买卖权，因为没有到期行使故而不存在任何权益等等，显然与上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的条款规定相悖，不足为信。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起诉主体和程序合法；所主张的权利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来源于原告的劳动、储蓄以及被告的承诺授权，而且该承诺授权合法有效，应该得到公平、诚实的履行。因此，被告应根据原告已储蓄股份期限相应取得的股份期权单位，以及原告依照“储蓄计划”所选定的行权日期，给付原告应得的期权权益，即原告诉请标的。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应给付原告朱奇股份权益款项人民币173478元，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979元，由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负担。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上诉人认为期权不等于收益权，被上诉人不能直接收益款之说，因《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已明确了股份权益款的计算方法，也明确了被上诉人应从上诉人处获得股份期权的数额，故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在其自身并无过错的情况下直接要求上诉人按约定给付股份权益款。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点评】
本案涉及到的主要公司法律问题是职工股份期权问题。所谓股份期权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方式，指交易双方有权按约定的价格在特定的时间交易一定数量的某种股份。职工股份期权计划，就是公司与其管理人员或普通职工签订股份期权合同，在一定的期限到来后，在符合约定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方式向其管理人员或普通职工发行股份。其发行价格通常较低，其发行价款通常是由公司支付，以作为对管理人员或职工的特殊激励。在约定的期限到来之前，管理人员或职工享有的是一种股份的期权。职工股份期权的意义在于通过企业给予员工到期持股的机制把双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来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并最终达到企业与员工实现双赢的目的。股份期权的运作过程包括授权(又称设权)、行权再到变现三个阶段，一般来说，未到行权期(或授权等待期未满)就不可能有期权的变现。而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行权期未到，当事人却要求兑现自己的期权权益。由于我国目前的民商法中尚无专门用于调整股份期权的法律规定，所以两级法院在本案的审理中采用了灵活的思维方法(类推)和适用的法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应该说是恰当合理的。
本案原告诉请的是一种新型的股份期权；它不同于一般股份期权之处在于，这种期权建立在劳动和储蓄双重关系之上，并且是一种虚拟的股份期权(有人称之为类期权)。这种期权的特点在于，尽管它也是一种企业激励员工的分配机制，但是在授权时要求员工以连续储蓄的方式提供保证金并以设定的价格预先购买期权单位；到期行权时，它并不给予员工实际持有股票，即员工不需要真正用保证金购买股票，而只是参照行权期内企业股票的上市价格，通过直接给付员工虚拟的买卖交易差价来兑现股份期权权益；如果没有差价，最终也就没有期权权益，员工只能收回储蓄的保证金和利息。由于在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下，居民还不允许持有境外企业的股票，所以本案被告向原告提供的这种虚拟的期权计划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尽管它是虚拟的期权形式，但毕竟还是一种股份期权，即股票买卖选择权；尽管这种买卖权不是被告所说的那种所有权，但是根据期权的属性，它也是一种可以用于变现或交易的权益，即行权期届满时获得变现利益，或者在行权期之前进行转让(当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在行权期之前员工因故终止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如工伤、亡故或退休等原因)的，权利应该得到变更(即调整期权数额并提前行权)，一般不应丧失。同时，授权人不得随意撤回自己的授权承诺；如果在行权期之前授权人(即企业方)阻却权利人行使权利，根据合同法原则，即构成违约，权利人有权向授权人要求提前行权并变现权益。因此，本案被告所称的只有储蓄到期后，原告才可行使这种买卖权；以及所谓原告在到期前因不再具有员工资格而丧失了这种权利，所以原告因期权未到期而无法行使买卖权并取得购得的股份单位的现金收益等等，均不能成立。
原告诉请的股份期权权益是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其权利来源是否合法有效，以及行权条件是否已经具备。原告作为被告的员工，持有被告总行出具的《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即设权证书)，上面载明原告可以到期获得股份期权数额；被告亦根据《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要求按月从原告的工资中扣划相应的金额进行储蓄。可见，原告的期权权益有其合法来源；尽管原、被告之间并未直接订立书面的期权合约，但原、被告之间的股份期权合约关系已经开始实际履行，即被告已经借用其总行的名义为原告设立期权，原告也已通过持续的劳动和储蓄履行其义务。只要《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设定的行权条件具备，被告即应依据设权证书中的内容给付原告股份期权及其权益。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后被告不再续签，导致原告不能作为员工继续储蓄，从而也无法达到《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所设定的行权条件。《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对此并未作出规定；被告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并未规定在本案的情况下，原告可行使股份期权，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被告的这一观点表面看来不无道理。然而，法庭注意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有专门的条款，规定了若干种非员工主观原因导致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的，员工可依据已储蓄期限与约定期限之比获得相应的股份期权。如前所述，这些规定符合股份期权权利变更的性质。虽然“储蓄计划”中并未具体涉及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劳动关系的处理情况，但理应采用类推适用方法，比照上述几种非员工原因致使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之情况处理。否则，如果不按上述情况处理，就会显失公平，并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就是说，尽管原、被告之间设定的行权条件并未成就，即原告的储蓄期未满三年，但这是被告在其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自然到期后未再与原告续签这一单方行为所致，对此，原告并无过错；如果将此原告并无过错的行为结果归由原告承担，显然不公平。虽然劳动合同到期后不再与原告续签本是被告的权利，但是在本案中，这一权利的行使势必会损害原告在双方业已形成的期权合约中的利益。在此情况下，既然无法阻止被告行使其终止劳动合同的权利，就只能对双方业已形成的期权合约中的内容(即行权条件)进行合理的调整，以符合公平原则。否则，如果被告先以终止劳动合同为由阻却原告达到行权条件，之后又以“储蓄计划”中并未规定这种情况为由，拒绝原告提前行使股份期权，则不仅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甚至有欺诈之嫌。因此，法院最终判决由被告参照“储蓄计划”中的有关规定并依据公平、诚信原则向原告支付其应得的股份权益，即根据原告已储蓄保证金期限相应取得的股份期权单位，以及原告依照“储蓄计划”所选定的行权日价格，给付原告应得的期权权益款。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关于建筑工程中“黑白合同”的相关问题分析

当今中国房地产开发市场中，建筑工程“黑白合同”的存在成为业内不可言明的事实，无论何种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在寻求以黑白合同规避法律的监管，但黑白合同的存在绝不是房地产开发序列的必然，也绝不是在说明政府部门对黑白合同的容忍。只是由于法律对目前建筑工程监管的漏洞，伴随着房地产市场法律法规的健全，政府部门对房地产企业的监管也会越加严厉，本文通过对黑白合同法律适用的分析揭示黑白合同的存在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潜在的法律风险。
一、黑白合同定义及由来
黑白合同又称阴阳合同，是指法律法规规定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项目合同，开发企业与施工方就同一建筑工程或同一专业工程签订两份不同的合同，一份用于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另一份是对外不公开的、与备案合同内容不一致的私下协议，前一份备案合同称为白合同，后一份称为黑合同。因此黑白合同仅存在于法律法规规定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中，强制性招投标以外的工程中不存在黑白合同。
“黑白合同”一词最早见于2003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实施情况的报告》(下称《人大报告》)。《人大报告》是这样报告“黑白合同”情况的：“各地反映，建设单位与投标单位或招标代理机构串通，搞虚假招标，明招暗定，签订‘黑白合同’的问题相当突出，所谓‘黑合同’，就是建设单位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除了公开签订的合同外，又私下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强迫中标单位垫资带资承包、压低工程款等。‘黑合同’违反了《招标投标法》、《合同法》和建筑法的有关规定，极易造成建筑工程质量隐患，既损害施工方的利益，最终也损害建设方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虽已涉及对黑白合同的处理，但并未对黑白合同给予定义，也未对黑白合同的效力予以区分，因此司法实践中对于黑白合同还要视情况而定。
二、黑白合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及效力分析
人大报告中以及随后出台的一些系列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均未对黑白合同的定义及区分进行详细的描述，虽然最高院司法解释第21条对黑白合同的结算依据予以确定，但并未真正给予黑白合同效力定位，因此，法律体系的混乱也给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争议的解决带来困惑。根据目前具体实践情况和合同成立的时间，可将黑白合同作以下分类：
1、黑合同在前，白合同在后。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项目，发包人未通过招标而直接与施工方签订承包合同，将工程发包给施工方，为规避政府监管和履行备案手续而补办招标手续，举行徒具形式的招投标或者连招投标的形式都没有而直接虚构招标事实并编制与之相对应的招标文件，签订相应的白合同。根据《招投标法》第三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第（三）项规定的“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情形：第（5）项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法律法规强制性招投标的工程未履行招标手续，直接发包而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而为履行备案手续和规避法律监管而签订的白合同违反《招标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此种白合同亦属无效合同。
2、白合同在前，黑合同在后；或黑白合同同时签订。法律法规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发包方与施工方签订备案合同后，同时签订一份有异于备案合同的私下合同，一般会伴随着双方的承诺书，声明备案合同仅用于履行备案手续，不作为实际履行。对于此种黑白合同不能简单的以备案与否作为合同是否生效的依据，备案只是政府对建设工程进行监督的手段。评判合同的效力还是要从合同生效要件出发，《招投标法》第46条：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在订立背离合同的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黑合同是否构成对备案合同的实质性内容的违反，何为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统一标准，通说构成合同八要件称为实质性要件，但是2005年山东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 “黑白合同”之间必须存在实质性违背，即中标合同之外的合同必须在工程价款、工程质量和工程期限等方面与中标合同具有实质性背离，而不是一般的合同内容变更。因此，只要不是对上述内容的变化，签订的补充协议是被允许的。
另外，还要区分实质性变更和正常合同变更的区别，经过备案的合同并不是不允许对合同进行变更，备案合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签订补充协议，包括合同价款、合同质量、工程期限的变更。例如：合同价款的确定是根据工程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进行预估，而随着工程施工的变化深入，导致最终合同价款的变化，因设计图纸的变更而引起的合同内容的变更属于合同正常变更范围之内，法官对于此项变更也会予以认可。
3、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地方政府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方与施工方为规避地方政府监管而签订的黑白合同不同于第2种，只要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明确白合同仅用于备案，合同履行以黑合同为准。该种做法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此种黑合同是有效的。
三、黑白合同相关法条解析
相关案例：2005年8月，某市中级法院对某省交通厅所属单位(即采购人)与广东某工程公司(即中标供应商)之间所签订的一明一暗两份招标采购合同所发生的纠纷作出民事判决。
2003年5月，原告通过招标程序，与采购人签订了某市高速公路采购项目总价款为2.03亿元的合同，该合同(即"白合同")在某省发改委招投标处备了案。早在原告进场施工之前，双方曾经有口头协议；招标程序结束后，应被告的要求，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即"黑合同")，将已备案采购合同所签订的工程总价款2.03亿元下调至1.98亿元。这也是双方口头协议的内容。2004年11月，原告承揽的项目全部竣工，且陆续得到了工程款1.98亿元。但采、供双方最终结算时，对"黑合同"中的工程款数额没有异议，而对究竟按照哪份合同作为核算依据发生了争议。原告认为，已备案的合同是经过公开招标签订的，应作为结算的唯一根据。除被告已支付的款项外，还应支付与中标合同的差价款。被告则辩称，备案合同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补充协议才真实体现双方权利义务。因为在公开招标之前，原告为了拿到招标采购项目，就对采购工程进行了部分垫资，并作出了许多极为优惠的许诺。原告进场施工6个月后，被告才为采购项目进行了形式上的公开招标程序，且参加投标的其他供应商都是原告事先寻找的陪标公司。因此，原、被告自愿签订的补充协议对双方才具有法律约束力。
审理：法院认为，原告是通过公开招标采购方式获得采购项目的，且双方对所签合同进行了备案，故该合同合法有效。而补充协议对原已备案的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因此，应当认定变更后的协议构成了《招标投标法》中所禁止的"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变化，应认定补充协议为无效。最后，法院判决被告应根据"白合同"支付给原告2.03亿元的工程采购合同的差价款及其银行利息。
相关法条：《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第三款：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第四十六条：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在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
虽然按照合同法理论，白合同有违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白合同亦已不能发生法律效力，但是白合同作为经过法定程序备案的合同，法律强制性的赋予白合同作为工程结算的依据（最高院司法解释第21条）。而黑合同虽然没被否定合同效力，但已丧失了在争议解决中的决算依据效力。在司法实践中，黑合同效力有多大，是部分条款无效，还是不发生效力。根据山东省高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谈纪要的内容，并未绝对否定黑合同的效力，而是赋予法官审理此类案件的自由裁量权，在具体量化“黑白合同”与依法变更合同的界限上，需要法官正确把握合同实质性变更和一般的合同内容变更的标准。对于工程的结算依据，该纪要认为“白合同”是依据招投标法这一法定形式确认的，虽然“黑合同”可能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合同内容规避法律规定、合同形式不合法，不能代替“白合同”即中标备案的效力，即不能依据“黑合同”作为结算工程款的依据。
因此，综合上述案例中法院对于俩份合同的认定，不可否认，发包方对于黑合同承担极大的法律风险，虽然黑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黑合同并不具其产生效力的法律外衣，双方一旦对合同结算产生争议，发包方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作为房地产企业，我们祥泰致力于对卓越品质的追求，与其承担黑白合同的价格风险，不如从施工图设计、成本预算、基础施工等阶段寻求节约、降低成本，缩小黑白合同工程款项的差额，降低未知的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