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职业要求精英化与待遇大众化的矛盾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思想的逐步深入，人们对法律寄予了更多的希望。与此相伴，作为“公正的化身”的法官及其自身的素质也同样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法官精英化”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热门话题。
“精英”（elite），通常是指在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显著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精英人物与一般优秀人物不同，他们在一定社会里得到高度评价和合法化地位，并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相联系。我国针对长期以来我国在法官素质问题上忽视职业特性和专业要求，从而造成法官素质整体欠佳的状况，果断地提出“法官精英化”的口号，选择走“法官精英化”的道路，体现了顺应时势的认识飞跃。我们常说，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作为司法活动的主体，大到决定生杀予夺，小到明判秋毫归属，无不昭示着是非善恶。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具有高超的法律专业技能、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法官职业精英化既有利于法官裁判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也有助于大众对法律职业产生较高的社会认同，而社会的信任与法官的自律形成良性互动，就会共同推动一个国家的法治的进步。
世界法治发达的国家在法官选任上都有着严格的程序和科学的制度，以确保法官才智超群、品格高尚，真正成为法律职业中最为优秀的部分。为适应法律职业化的国际潮流，我国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司法制度和法官遴选办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现代化法官制度的具体要求。《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纪律处分办法》、《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法官法》、《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相继出台以及每年只有6％～7％的统一司法考试低录取率，意味着国家不但已经按照精英化的要求提高了法官任职资格的“门槛”，而且对现任法官的任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变化无疑对于推动中国法治化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构建现代化的法官制度，用制度提高法官的素质，保证司法公正，仅依靠提高进人的标准和严格任职条件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建立完善的福利待遇保障制度。法官的福利待遇不单纯是经济和金钱的问题，对法官实行高福利待遇，会有效的提高法官的社会地位，树立法官的权威。同时，有助于法官内心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保证审判的公正性，实现法官管理机制的科学化和制度化。为保障法官的独立，保障法官的廉洁公正，国外的法律普遍实行法官的经济保障制度。在美、德、日等国，法官作为处于社会象牙塔顶端的“精英”，不但受到社会各界普遍的尊重，而且在薪水、住房、交通等方面法官也都享有十分优厚的待遇。于此相比，我国现阶段在对法官任职资格提出高要求的同时，对法官的经济保障却显现出严重的滞后性。法官的收入水平等同于，甚至低于一般人的水平。这也是法院内大量高素质人才流失和少数法官铤而走险违法违纪的重要原因。以一个工作两三年，拥有硕士学位的法官为例，每月的工资收入只有一千几百元，甚至不如一些效益好企业工人的工资。而读完大学、研究生再考取法官的教育投入少说也需要十几万元。从经济学上讲，收益大于成本为赢；收益小于成本为亏。这就是说，这位拥有硕士学位的法官从一开始参加工作时就已经负债了，而且按照其每月一千多元的收入，不吃不喝也要十年八年才能“盈亏平衡”。同时，这些年轻的法官又面临着买房、结婚、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诸多的问题。“大众化的”收入远远不能使高学历、高素质的他们在心理上得到平衡。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年轻法官离开法院去做律师或下海经商。长此已往，缺乏高素质人才的法官队伍要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国家法治化只能是黄梁一梦。
亚里士多德说：“理想的法官是公正的化身”。只有法官成为真正的精英，“公正的水才能不断地从法官的判决中流出，整个司法界都将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源泉。”
但愿中国法官制度“精英化要求，大众化待遇”这一缺陷能够尽快被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