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连斌 武汉大学 教授
赵正华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关键词: 裁判文书/裁判方法/涉外民商事案件
内容提要: 我国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均存在许多不足，格式不统一、语言不规范等现象普遍存在。文书内容的写作上，裁判方法的运用方面问题比较突出。先决问题、对法律关系的识别、选法理由等涉外民商事案件需重点说明的问题往往在文书中缺失。造成此种问题的根源可从客观的制度因素和主观的人为因素等层面去考察。明确赋予法官释法的权力、提升法官的国际私法素养、基层法院指定专门的法官审理涉外案件可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参考。


　 涉外案件可以更直接地让外国人感受到内国的法律环境，让国际社会感受到内国的法治状况。[1]而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作为涉外案件裁判过程及结果的载体，是涉外审判活动的综合体现，是对案件全部审判过程的客观反映和理性总结，体现了法官的办案质量、司法水平与判案能力，是国际社会了解内国司法的一个重要窗口。有关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状的统计资料和学术分析文章很少，且仅关注获得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对未获得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权的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则鲜有统计资料和学术文章予以关注。[2]对于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根源，有的学者认为是裁判者主观上认识不到位和受制于文书的格式，制度上缺乏激励机制以及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使然。但遗憾的是，已有著述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3]涉外民商事案件—包括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裁判文书在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本文在综合前述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涉外民商事审判的实践经验，试图从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对现存问题做一番分析和梳理，指出造成这一现状的制度和人的因素，而后提出改进意见。

　 一、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的现存问题

　 就裁判文书形式上存在的问题而言，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普遍存在格式不统一、语言不规范现象，比如有的裁判文书标题没有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外方当事人的中文姓名或名称没有经过公证认证，也没有用其自然人身份证明或企业登记用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4]顺便提及的是，在涉诉外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方面，有的一审涉外案件裁判文书在告知当事人上诉期限时，将外方当事人上诉期限（30天）与内国当事人上诉期限（15天）混同。在对外方当事人采用公告方式送达诉讼法律文书且该外方当事人没有出庭应诉的案件中，判决书并没有交待清楚在采取公告方式送达之前，对该外方当事人已经穷尽其他的法定送达方式。[5]

　 在涉外民商事裁判方法的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越过管辖权，不对法律关系进行识别

　 部分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尤其是基层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没有论证我国法院取得案件管辖权的依据，认为只要案件在法院立案，该法院自然就取得案件的管辖权，在案件审理阶段不再审查我国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同时，把管辖权与准据法混为一谈，在说明法院取得管辖权的同时就径直适用法院地法即我国的实体法律裁判案件。裁判文书中普遍存在没有将案件识别为涉外案件或把一个案件定性为涉外案件的理由过于简单的现象，造成找法的理由很突兀。

　 （二）忽视先决问题

　 许多裁判文书没有对案件的先决问题作出合理分析。比如涉外离婚纠纷案件中婚姻本身的有效性，涉外合同纠纷的合同是否有效。而对这些问题的审查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婚姻无效或合同无效，那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就应该依法予以驳回。如果跳过案件的先决问题，先入为主地认为婚姻有效或合同有效，据此得出的审判结论就有可能是错误的。同时，很多审理涉外案件的法官没有注意到先决问题的准据法和案件本身的准据法有可能不同，比如涉外离婚案件，如果婚姻本身不是在我国登记（缔结）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该离婚案件的先决问题即婚姻本身是否有效是要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审查的，但裁判文书中没有反映出适用该婚姻缔结地法审查婚姻是否有效的内容。

　 （三）缺乏选法理由

　 大部分裁判文书没有援引冲突规范说明选法的理由，直接适用法院地法。[6]这种做法虽然大多数时候是结果正确，但在法律推理方面却存在严重不足。即使有的涉外案件裁判文书说明选法的理由，但选法的过程往往很机械，理由也过于简单，不周延。此外，确定合同争议案件准据法时，如果当事人事前没有选择争议适用的法律，裁判文书中并没有反映出是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审查过当事人在诉讼中是有无选法合意，就直接运用我国的冲突规范确定案件的准据法。在确定涉外侵权案件的准据法时，侵权行为地的法律无一例外地成为行为合法性和其他争议焦点（比如是否应该赔偿）的准据法。

　 我国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在识别、先决问题及选法的理由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直接影响裁判文书对公正性与合理性的宣示，同时影响判决的权威性。

　 二、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成因分析

　 正确地界定问题才有助于正确地解决问题。对于涉外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根源，有必要从客观的制度因素和主观的人为因素两个层面对该现状进行深入分析。

　 （一）法官业务素养、生活经验的欠缺

　 尽管专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官整体业务素养要高于审理纯国内案件的法官的业务素养，但由于裁判者都是生活在特定的国内法环境里，文化背景及法律意识都打上了特有的烙印。即使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由于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涉外案件裁判方法方面的培训，实践中也难以熟练掌握并运用国际私法。[7]而冲突规范因缺乏稳定性、明确性和可预见性，给法官找法造成很大的困难：若找法的结果是适用外国法，法官很难从整体上把握该外国私法体系，也很难像适用本国法一样准确地适用外国法，导致司法实践中“回家去”的趋势愈发明显。同时，由于涉外案件的数量相比纯国内案件较少，很难引起裁判者的足够重视，加之法官自我学习的动力不足，这也是导致审理涉外案件的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的素养方面难以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再者，大部分法官自身与有涉外因素的事情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生活中也就没有这样的经验。以重庆法官为例，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中很少遇到外国人并和他们打交道，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作出的裁判就会显得很生硬。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的观念在裁判者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也很难接受法域平权之类的国际私法观念。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尽管我国已有的国际私法规范和国际上先进的国际私法并无多大区别，由于这些规则往往不是内生，而是从其他国家移植或借鉴过来，即使制定法放在那里，适用起来也极有可能走样。

　 （二）司法服务需求及评价标准的提升

　 司法服务需求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提高对裁判文书的写作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使得法院的受案量剧增。由于传统纠纷解决机构（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族长及单位等）纠纷解决功能的式微，大量本不该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涌进法院，司法服务需求在数量方面的提升造成法官人手不足。而日益增加的司法服务需求使得法官很难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如何把判决书写好，把大量凭自己的直觉得出裁判结论的裁判心理过程通过文字的形式完整地表达出来。[8]司法服务需求质量的提升，社会分化带来的道德多元、社会异质化也使法官裁判案件时面临更多的争议。为在诠释社会观念的同时不致引发社会争议，法官有时不得不对判决依据进行技术性处理，只将一部分“上得了台面”的裁判依据展示出来。[9]此外，有一点不得不提及的是，在评价我国法官的裁判文书写作水平时，还是习惯于把欧美国家的裁判文书尤其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或州最高法院、上诉法院的那些优秀判决书作为标杆，而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

　 （三）法官释法的制度瓶颈

　 在我国，造法的工作严格归属于立法机关，法官的任务仅仅是负责适用法律。尽管适用法律总会有解释，有推理，甚至有某种程度的创造，但是其推理形式相对简单，且更多是一种演绎的方式。我国的司法体制倾向于把法官打造成自动售货机，法官只是一个纠纷解决者，而不是规则确定者，而且并不总是用规则解决纠纷。同时，法官—尤其是一审案件的法官—是在用裁判的方式解决纠纷，而不是用裁判的方式确定规则，因而导致其没有动力花费很大的精力在判决书的写作上。一个经验的判断就是，当事人争议较大且有可能上诉的判决，判决书往往写得比较仔细，论理也充分得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就在于裁判文书的受众—包括二审案件的承办法官—有这个需要。一审案件的承办法官需要论证周延，以防被二审法院改判。现有的司法体制也促使法官不注重运用裁判方法释法，因为这会增加裁判风险。[10]如果不对案件说理同样能作出裁判且不会受到追究，法官何必去冒险。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排除合同争议案件中当事人协商选法的情形后，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时用法的顺序是国际条约、内国法或外国法、国际惯例。经冲突规范指引适用内国法后，遇到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是常有的事情。若案件系涉外商事纠纷，通过适用商事惯例是能够解决的。但遇到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涉外侵权类案件，则很少有国际惯例可供适用。这种情况下，裁判者遇到的问题和审理纯国内案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11]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就是依据法院系统内部就此类问题形成的指导性意见（司法解释除外）作出裁判，而这样的指导性意见没有上升为法律，甚至永远也不会上升为法律，因为这样的问题或者很琐细，或者本身就是我国社会转型中遇到的过渡性问题。[12]比如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时残疾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问题，现有的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只是规定纯国内案件受害人的赔偿标准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收入状况等予以确定。如果一个美国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按照那里的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赔偿标准不但低于美国的赔偿标准，甚至低于国内其他一般地区的标准。对来自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确定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时，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一致看法是不论交通事故发生于何处，均参照深圳市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予以确定，但这种意见并不是制定法（包括司法解释），无疑会增加裁判者释法的难度。

　 此外，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与法官释法密切相关。这种模式一方面导致大量并不复杂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案件并没有多少论证价值；另一方面，法官依据职权主动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在案件事实方面的争议就会小些，适用法律方面的争议往往也会很小，裁判中说理的成分自然就很少。

山西省政府


山西省医疗事故鉴定处理试行办法
山西省政府



第一条 为了正确鉴定和处理医疗事故，严格医务人员责任制，防止医疗事故的发生，确保医疗安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诊断、抢救、治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因工作失职，违反技术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或使用未进行严密科学实验、检验的医疗技术和药品造成不良后果的，为医疗事故。
根据给患者造成伤害的程度，医疗事故分为三级。
一级：造成患者死亡的；
二级：造成患者残废，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级：造成患者组织器官损伤致功能障碍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第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属医疗责任事故：
一、对危重患者和急诊产妇，借故推诿、拒收，不采取任何紧急措施而转院（科），贻误抢救时机，造成不良后果者。
二、诊疗、护理过程中，不遵守规章制度，擅离职守，造成不良后果者。
三、手术前未做必要的准备，术中不按技术操作规程进行，误伤重要脏器、血管、神经，开错手术部位，对术后发生的并发症未认真观察、治疗，以及麻醉错误，造成不良后果者。
四、助产中，对于正常产妇不认真观察产程进展，出现危急情况不及时抢救，造成产妇、婴儿不良后果者。
五、对规定应作过敏试验的药物，不作过敏试验，造成死亡者。
六、违反治疗原则，滥用麻醉、剧毒药品和过期药品或不见病人开药，造成不良后果者。
七、违反中西医治疗原则，中医不懂西医却用西医疗法，西医不懂中医却用中医治疗，发生错用药或针刺损伤重要脏器、神经，造成不良后果者。
八、医技科室错报、漏报、迟报结果，丢失标本，配血、拍片、插管发生错误，放射理疗过量，影响及时诊断和正确治疗，造成不良后果者。
九、药剂人员发错药、配错药，造成不良后果者。
十、营养部门的营养医师（士）、炊事员、管理员、采购人员，不遵守食堂管理制度，引起病人食物中毒，造成不良后果者。
十一、医院负责人工作失职，造成不良后果者。
第四条 医务人员遵守医疗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确因业务技术水平和医疗设备条件所限，又来不及会诊转院（科），发生诊断、治疗、查对、护理等方面的过失，造成不良后果者，为医疗技术事故。
第五条 医疗过程中发生错误，经过积极抢救脱险，虽给患者造成不应有的痛苦，但未造成不良后果者，为严重医疗差错；未给患者造成痛苦者为一般医疗差错。
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
一、凡因病情危重恶化，按医疗技术操作规程进行诊治、抢救无效；属于疑难、罕见病例，虽经会诊，但限于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难以诊治而发生猝死、栓塞、过敏、心跳骤停、内脏血管自发破裂来不及抢救等意外情况；经检修的医疗器械在操作中突然发生障碍或临时停电，导致不良
后果者；家属拒绝尸解难以查明死因者。
二、医疗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并发症。
第七条 县以上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设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由卫生行政管理干部、主治医师、护理师以上的专家组成，并聘请法律专家参加。各级各类医院建立医疗事故鉴定小组。
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小组）的职责是：接受本地区各级医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委托（不直接受理个人委托），负责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医疗事故作出正确判定，提供鉴定意见。
大、中型企业的卫生部门和所属职工医院，也要建立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小组），负责本部门和本单位医疗事故的鉴定。鉴定技术确有困难者，可委托当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
第八条 医疗事故的鉴定
一、凡发生医疗差错，医疗单位必须妥善保管好原始资料，严禁涂改、伪造、销毁。因输液、输血、注射、服药等引起的可疑问题，对现场实物（包括术后体内遗留异物）要封存保留，以备检验，违者或故意隐瞒事实真象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责任。
二、医疗事故由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单位鉴定小组鉴定，并听取患者家属及其单位的意见做出结论。如需上级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时，应将原始病历、Ｘ光片和原单位的调查结果与鉴定意见，以及患者和家属的申诉材料一并上报。个体开业者和联合诊所发生医疗事故应报请当地医疗事
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并负责经济补偿。
三、凡涉及两个以上医疗单位的医疗事故，应由患者及家属申诉的医疗单位负责组织鉴定，有关医疗单位协助鉴定和善后处理。
第九条 医疗事故经鉴定后，患者所在单位和医疗单位应说服医患双方接受鉴定结论。必要时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调解无效，医患双方均可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诉，也可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对医疗事故的责任者，根据事故等级，给予经济处罚或行政纪律处分，也可以并处。对造成一级医疗事故者，如玩忽职守，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对造成医疗技术事故的责任者，应予以批评教育。对实习进修人员因失职发生医疗事故，由本人写出书面检查，医院提出处理建议，
转原单位处理；如因主管医师失职发生医疗事故，由主管医师承担主要责任。
第十一条 已判定为医疗事故的，根据事故等级，由发生医疗事故的单位按以下标准发给死者家属或患者一次性的经济补助。
一级医疗事故：死者生前系主要劳动力者，补助二千至三千元；未工作的青少年、儿童最高不超过一千元；不满七周岁的婴幼儿最高不超过七百元。
二级医疗事故：成人补助最高不超过二千元；未工作的青少年、儿童最高不超过七百元，不满七周岁的婴幼儿最高不超过五百元。
三级医疗事故：成人补助最高不超过一千元；未工作的青少年、儿童最高不超过六百元；不满七周岁的婴幼儿最高不超过四百元。
严重医疗差错，根据住院时间长短和造成的经济损失程度，给予适当补助。
第十二条 医疗事故的患者属于自费者，对其医疗费用酌情予以减免。
第十三条 国医疗事故致残，住院治疗无效者，或产妇死亡留有活婴者，均由家属或所在单位接回。
第十四条 患者因医疗事故死亡，尸体应立即送太平房，存放时间不超过一周。如确需尸解查明死亡原因，由医院征得死者家属和所在单位同意，在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监督下进行尸体解剖。尸体解剖，夏秋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冬春不超过四十八小时。如因一方拒绝或拖延影响死因的判
定，由影响的一方负责。死者家属和所在单位在接到医院处理尸体通知书一周内不处理者，医院可自行火化处理，火化后的骨灰应通知家属或所在单位取回并报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处理医疗事故过程中，任何人不得借故寻衅闹事，有关方面要注意保护医院的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对损坏公物、强占房屋、打人闹事、干扰医院正常工作秩序者，由公安部门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医疗单位和个体开业医务人员发生的医疗事故的鉴定处理。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卫生厅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一九八一年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劳动局、省卫生厅颁发的《山西省预防和处理医疗事故的规定》同时作废。本办法施行之前已处理的医疗事故或纠纷不再重新处理。



1985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