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人民政府


潍坊市人民政府令第33号令


《潍坊市浅海滩涂养殖管理规定》已经市政府第三十九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王大海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潍坊市浅海滩涂养殖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合理开发利用浅海、滩涂，维护上海生产秩序，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山东省浅海滩涂养殖管理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我市管辖范围内开发利用浅海、滩涂，从事渔业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市、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浅海、滩涂渔业养殖管理工作。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浅海、滩涂渔业养殖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县（市、区）政府应当把浅海、滩涂开发利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本辖区内的浅海、滩涂养殖发展规划。
第五条 浅海、滩涂的渔业养殖坚持“因地制宜、科学养殖、合理采捕”的原则。
第六条 相邻的县（市、区）应当在浅海、滩涂划定渔业养殖生产管理线。渔业养殖生产管理线由市政府组织相邻县（市、区）政府，本着合理开发利用，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参照行政区划线协商划定。协商不成时，由市政府直接决定。
第七条 市、县（市、区）政府可以将规划用于养殖的浅海滩涂，确定给全民所有制单位或集体所有制单位从事养殖生产，并由同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养殖使用证》，确认使用权。使用权确定后，应绘图立标，登记造册，立卷归档。养殖使用证不得买卖或以其他形式转让。国家、省、市确定的航道、锚地不得划作养殖区。
第八条 鼓励、支持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充分利用浅海、滩涂发展养殖业。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浅海、滩涂，可由集体和个人承包，从事养殖生产。
第九条 鼓励科研教学单位进行浅海、滩涂技术开发和科技承包，实行科技成果有偿转让。
第十条 鼓励外商投资开发浅海、滩涂；支持跨行业、跨地区联合开发利用浅海、滩涂；扶持出口、创汇产品开发、综合性立体开发和新品种新技术开发。
第十一条 浅海、滩涂属国家所有，其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确因国家工程建设需要，市、县（市、区）政府可以收回确权承包的浅海、滩涂，但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第十二条 浅海滩涂养殖承包单位或个人，必须按养殖许可证规定的范围、期限进行开发、利用，不得超越划定范围养殖、捕捞、侵占和随意闲置。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依法保护渔业水域环境。在浅海、滩涂养殖区，不得排放、倾倒有害养殖生产的废弃物。
第十四条 开发浅海、滩涂应交纳资源占用费，具体征收标准，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浅海、滩涂定置网场，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影响养殖的，应予以拆除，不得外移。
第十六条 浅海、滩涂养殖所需苗种，应通过人工育苗解决。确实不能解决的，须经采捕地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依法缴纳资源费和办理准捕证后，按批准的时间、地点、限额予以采捕，严禁滥采滥捕。外市地来我市浅海、滩涂采捕苗种，必须经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对浅海、滩涂贝类资源实行定期采捕。文蛤、青蛤、竹蛏每年６月１０日至７月３１日为禁捕期；菲律宾蛤、四角蛤每年４月１５日至５月１５日为禁捕期。
第十八条 贝类资源捕捞应达到规定标准，文蛤壳长４厘米；菲律宾蛤壳长３厘米；青蛤壳长３厘米；四角蛤壳长３厘米；竹蛏壳长５厘米。采捕幼贝的个数不得超过同品种的２０％。
第十九条 在浅海、滩涂采捕、收购自然生长贝类的，须经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许可证，并在批准的区域、时限、限额内持证采捕、收购。
第二十条 严禁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渔法在浅海、滩涂捕捞渔业资源。
第二十一条 无养殖使用证，擅自进行浅海、滩涂养殖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制止，没收违法所得，并按资源费征收标准的２－３倍予以罚款。
第二十二条 涂改、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养殖使用证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养殖使用证》，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二十三条 未经批准，擅自采捕自然苗种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苗种，并按苗种价值的４－５倍处以罚款。
第二十四条 无正当理由使浅海、滩涂荒芜的，由《养殖使用证》发证机关按有关规定收取荒芜费，并责令限期开发利用；逾期仍未开发利用的，吊销《养殖使用证》。
第二十五条 偷捕、抢夺他人养殖水产品的，破环他人养殖水体、养殖设施的，依照《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渔政、公安、边防、环保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搞好浅海、滩涂养殖业的生产治安秩序和贝类资源的繁殖保护工作。
第二十七条 乡镇、村、养殖单位可根据需要建立看护组织，在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依法进行护渔管理。
第二十八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执行罚没处罚时，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罚没收入全额上缴同级财政。未经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收缴资源费和执行罚没。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到期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潍坊市水产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我国一项特有的程序，现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死刑核准权由最高院行使。然而实践中死刑复核程序在“收”与“放”之间几经周折反复，最终统一归位，体现了惩罚犯罪与尊重人权的结合。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死刑复核程序的方式和方法也一直是广泛关注的对象和极具争议的话题，尤其是随着人权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强烈，人们越来越接受“轻刑化”思想，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废除死刑已是世界法律发展的大势所趋。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暂时保留死刑仍有不可替代的实践意义，废除死刑不可一蹴而就，作为过渡阶段的死刑复核程序在顺应时代潮流，限制死刑数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这一特殊时期，对死刑复核程序改革加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

　　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及程序设置，学术界争议很大，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1、死刑复核程序属于审判程序

　　因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把死刑复核程序放在第三编审判程序之中，显然认为它与一审、二审程序都属于审判程序。它虽然不是一个审级，但却是死刑案件经过两审终审后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着名学者陈光中也认为“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应当使控辩双方积极参与到诉讼中来，但不能像普通程序一样全部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案件，应当分别听取检察人员、辩护人的意见”。死刑复核程序属于审判程序是目前的主流观点，但是审判程序的诉讼构造遵循的是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中立，显然死刑复核程序里面并没有控辩双方的充分参与，因此此观点也有其尴尬之处。

　　2、死刑复核属于行政性程序

　　因为死刑复核的启动方式具有行政审批的色彩，遵循自动报核、自动适用的原则，无需当事人上诉或检察院抗诉。这与审判程序中“不告不理”原则背道而驰，相比司法权的被动性，其更符合行政程序的特点。同时复核程序具有单方性，虽然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检察人员列席审判委员会，但是由于程序设置的不合理性，检察机关不能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法院也无法广泛听取控诉方的意见。而且目前死刑复核案件的审理主要以案件笔录为中心，实行不开庭审理，只查阅卷宗笔录，是一种典型的办公室作业，行政审批色彩浓厚。

　　3、死刑复核是一种兼具行政性程序特点和审判程序特点的混合型程序

　　此观点认为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定位于既具有行政性程序又具有审判性程序性质的混合型程序，以控辩双方是否有异议为标准，在其启动方式与复核方式上兼具两种程序的特点：无异议的案件仍以终审法院主动报核的方式来启动死刑复核程序，反之，以异议方提请复核的方式启动程序；对双方无异义的案件采用行政性复核程序，以书面审理为主，必要时可以提审被告人和听取检察院以及辩护律师的意见，反之则采用审判性程序复核，必须实行开庭审理。笔者也倾向于此种观点，虽然在刑诉法中将其列为审判程序，但是由于其行政审批色彩浓厚，且缺乏审判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充分参与，在实践中也主要是“核”而不是“审”，因此不能将其简单列为审判程序或者行政程序，而应该从效率和公平正义角度出发，综合考量。

　　（二）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意义

　　1、有效限制死刑数量，确保死刑案件质量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因此对死刑的适用必须慎之又慎，尽可能的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严格限制死刑数量，确保死刑的质量。虽然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同的观点，但由于目前我国对废除死刑采取保守的态度，“杀人偿命”的思想在普通民众中仍然根深蒂固，导致我国废除死刑道路任重而道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从实体和程序上严格控制死刑数量。死刑复核程序作为一个特殊的诉讼程序，其设置的初衷就是充分保障人权，控制死刑的适用，提高死刑案件的质量。死刑复核程序通过对死刑案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严格审查，规范了死刑适用的标准，严格控制了死刑适用范围，从程序上有效地保证了死刑适用的正确性和公正性。实践证明，自死刑复核权回收后，死刑案件的数量下降趋势尤为明显，判处死缓的人数多年来第一次超过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

　　2、充分保障人权，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人权作为人之为人所享有的权利，其受保护的程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因此加强对人权的司法保护已经成为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尤其是随着人权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尊重生命，尊重人权，人权观念深入人心，作为人权最基本内容的生命权更是被人们所重视，因此剥夺人生命的死刑在适用上更应该持严肃谨慎的态度。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死刑案件二审终审后的特殊审核程序，通过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进行严格审查，为死刑被告人提供了最后一次申诉和辩护的机会，有利于实现被告人的权利救济，充分体现了对生命权的尊重。同时，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院，弥补了长久以前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中标准不统一的缺陷，极大地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扩大了复核结果的统一性，有效遏制了不同法官手上“生死相异”的情形，有利于防止无辜错杀和死刑滥用，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3、弥补实体法缺陷，制约司法权滥用。

　　“滥施极刑从来就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自从意大利刑法学者贝卡里亚振聋发聩地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死刑的正当性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逐步减少到废止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而我国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和民众依赖死刑的心理决定了我国立刻从实体法上废除死刑的空间非常有限。同时，我国《刑法》条文对于死刑的规定也比较粗疏，未作出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对死刑案件的审理有着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无法达到限制司法权滥用，保障人权的司法目的。因此通过程序法的路径可以有效弥补实体法在死刑限制上的巨大压力和运作空间。通过对死刑案件进行严格审查，有利于保障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性，避免审判的错误和随意化，以充分发挥死刑复核程序的纠错功能，严格限制司法权的滥用，减少滋生司法腐败的空间。

　　二、死刑复核程序实施中的缺陷

　　虽然我国设立死刑复核程序的初衷是控制死刑数量，提高死刑审判质量，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但是由于死刑复核程序立法上的漏洞和空白以及缺乏制度构建上的有效保障，导致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在实际运作中出现了诸多缺陷和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死刑复核程序在立法上存在缺陷。

　　首先，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过于模糊、笼统，存在诸多漏洞，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原有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只有4个条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两个条文的规定，即第239条和第240条的规定。即使刑诉法作出了修订，但是除了对死刑复核的主体、材料的报送、审判组织，律师参与、检察监督等作了比较笼统的规定之外，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报请复核的具体内容、有关死刑复核的方法、死刑复核之后的处理、死刑复核的期限等诸多内容都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但是并没有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作出实质性的改变。这与法律的严谨、周密严重不相符，也限制了死刑复核程序救济和纠错功能的发挥。

　　（二）死刑复核程序在启动和审理方式上行政化色彩浓厚。

　　根据我国刑诉法规定，死刑复核程序采取的是行政化的报送核准方式，凡属于法律规定的死刑案件在判决生效后，均应主动向最高人民法院报请核准。这种启动方式严重违背了司法被动性的原则，为保证法院审判案件时的中立性，在司法审判中遵循的是“不告不理”，即必须有当事人的上诉、抗诉、申请才能启动司法程序。而死刑复核程序却是作出死刑判决的法院直接自动报请最高院核准，是一种内部的、单方面的案件流转过程，摒弃了控辩双方的意思自治，是一种典型的办公室作业方式，行政色彩浓厚。

　　（三）死刑复核程序缺乏控辩双方的充分参与和监督。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法院提审被告人和审理案件时缺乏检察机关和辩护律师的参与，使控辩双方无法参与其中，更无法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展开辩论，不利于充分保障被告的诉讼权利和实现最后的司法救济。在法院提审被告人时，往往没有辩护律师的介入，而很多被告人并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就显得苍白无力，未能充分保障其辩护权和生命权。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权是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核心权力，但是刑法和刑诉法都只规定人民法院在一审和二审程序中承担为死刑案件指定辩护人的义务，而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无权获得强制性的法律帮助权。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否得到充分保障也就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