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关系先审，是多个法律关系交叉案件的审理原则。依该项原则，民行交叉案件的审理顺序究竟是“先民后行”还是“先行后民”，取决于案件所涉的民行两个法律关系谁为基础关系。若是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关系的则民事先审，反之则是行政先审。然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出台后，不少人将其中的第八条规定视为解决民行交叉案件的唯一诉讼模式，即民事先审或称民事优先，而且必须是民行分案先后诉讼。本文试图从解读该条司法解释入手，对基础关系先审原则进行简要的分析，并对民行交叉案件的诉讼模式选择提出一些看法。


一、关于《规定》的理解


《规定》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这里无疑规定了“先民后行”的诉讼模式，但该模式的适用是有条件限制的，而且绝非涉房屋登记等民行交叉案件之唯一模式。


理解该条规定，首先要看其关于诉讼理由的规定。当事人对房屋登记行为提出行政诉讼的理由是：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因而如果当事人不是以此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理由，而是以房屋登记申请人将本为共有、共同继承的房屋作为个人房屋申请登记、并且登记机关疏于审查或存在其他程序上的违法导致共有房屋被登记在申请人名下等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则不应适用该条规定。


理解该条规定，还需注意其中的基础关系规定。当事人主张无效或者应当撤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须是作为房屋登记行为的基础。也就是该条所指的买卖、共有等民事法律关系必须是房屋登记行政关系的基础关系，才适用“先民后行”的审理模式。如果此类民事法律关系并非房屋登记行政法律关系的基础关系，反而是违法的房屋登记行为使得原本的民事法律关系被变更或消灭的，那么非但不是“先民后行”而更应是“先行后民”，因为此时行政关系是基础关系。


二、关于基础关系的判断


所谓基础关系，就是在两个相关联的法律关系之间，如果其中一个的法律关系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而后者的解决必须以前者的解决为前提，那么前一个法律关系就是基础关系。民行交叉案件中存在着民事和行政两个法律关系，它们之间要么以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关系，要么以行政法律关系为基础关系。若民事关系是行政关系产生的基础，则民事法律关系是基础关系；若涉讼民事关系是因行政关系而产生，则基础关系是行政关系。


判断基础关系，可以从法律事实入手。法律事实是影响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是判断民行交叉案件中民行两个法律关系谁为基础关系的客观依据。当一个法律事实引发了一个法律关系的产生，而另一个相关联的法律关系的产生又是基于这个法律关系，两者形成交叉诉讼时，这个法律事实所直接产生的法律关系是基础关系。而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事实引发同一个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时，应当以发生在前的法律事实作为判断基础关系的客观依据。


判断基础关系，还可以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本案诉讼的规定来进行。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案件必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那么另一案件中所审理的法律关系就是基础关系。在民行交叉的案件中，如果行政关系的审理必须以民事关系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那么民事关系就是基础关系；反之，如果民事关系的审理必须以行政关系的审理为依据，那么行政关系即为基础关系。


三、关于诉讼模式的选择


基础关系先审，讲的是在一个案件中涉及具有主从关系的多个法律关系时，其中的基础法律关系优先审理，而后再审理附属法律关系。在民行两个法律关系出现交叉的场合，就是民事和行政谁是基础谁优先审理。优先审理的通常模式是分案先后诉讼，但不等于非得分案审理不可。先后审理可以在分案诉讼中进行，也可以在同一诉讼中进行。从公正与效率的司法价值上看，实行附带诉讼或合并审理，不失为一种可以考虑的较佳模式。


民行交叉案件的附带诉讼有两种模式：一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二是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前者是行政法律关系为基础关系时选择适用的模式，后者则是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关系时选择适用的模式。附带诉讼可以克服分案先后诉讼效率低下、处理结果冲突等弊端，给予当事人及时的正义，对于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意义重大。虽然附带诉讼在法律依据上尚未周全，但在能动司法理念指导下，司法实践中予以先试先行未尝不可，何况程序的主要意义在于实现实体公正。


许多论者认为，除了民事基础关系和行政基础关系外，还有第三类民交叉案件：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并重的不真正民行交叉案件。此类民行交叉案件的特点是民行两个法律关系虽由同一法律事实引发，但两者之间却相对独立，不存在谁为基础关系、谁为附属关系的划分；其中一个法律关系的处理并不以另一个法律关系的处理结果为依据，即其裁判结果互不影响。如此若当事人分别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两个案件可以并行诉讼；当事人在一个诉讼中一并提起民行两诉，甚至可以合并审理。


（作者单位：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侵权人明确后才应起算诉讼时效期间

戴洪斌


　　诉讼时效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当事人在此期间向人民法院提起请求，其权益才会得到人民法院的司法保护。超过这一期间而提起请求的，人民法院则不予司法保护。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也分别规定了两年、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从何时起算诉讼时效期间非常重要，这关系到当事人及时、有效行使请求司法保护的权利。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这个规定是明确的，当事人行使请求司法保护的起算时间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损害后果明确，而侵权人不明确、因果关系不明确，应该如何适用相关规定，应该从何时起算诉讼时效期间？
　　一个当事人先后到甲、乙、丙三家医院就诊，在诊治期间，该当事人的眼睛出现问题，后发展为失明。该当事人后来到其他医院继续救治，都未恢复。多年后，他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将甲、乙、丙三家医院都告上法庭，要求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于是哪家医院、因什么原因引起的失明后果发生等情况不清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要求进行司法鉴定。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确定了甲、乙两家医院在治疗过程中不当使用药物，致使失明后果发生。诉讼中，甲、乙两家医院提出，当事人多年来都未提出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请求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如何看待这一诉讼时效期间，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是，当事人多年来未就该损害提起民事诉讼，已经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不应给予保护，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种意见是，由于该侵害可能涉及到几家医院，并且致害原因一直不明确，如果要求当事人在失明后果发生后两年内就提起诉讼请求，应由谁来赔偿都不好确定，又如何提出起诉？针对谁来提起诉讼？认为，当事人提起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期间。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68条：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这条司法解释就此提出了两种情况下不同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一种是，伤害明显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二种是，伤害不明显的，后确诊伤害情况和侵害引起，诉讼时效期间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
　　从上面所举例子来看。一是，当事人失明后果十分明显，但是，侵害事实、由谁侵害并不是十分明显。二是，明确谁是致害人、因何种原因而受害的事实却是后来才明确的。本案例要适用该条司法解释，似乎都存在障碍。不能简单适用。
　　从该侵权损害的构成要件来看，其损害后果是明确的，在医院治疗期间就出现了失明的损害后果。在侵害行为上，由于医疗行为专业性很强，要确定相关治疗行为是否就是致使失明发生的直接原因，很多情况下，却不是简单凭当事人感受就可以作出的。在侵害人的确定上，也不是当时就可以确定的，因为时涉及到三个医院的治疗行为，究竟哪一个医院就是致害医院，还是其中的两个医院是致害医院，还是三个医院都是致害医院，在当时都不能确定。于是，在对该侵权损害的构成要件分析基础上，就可以看出，该侵权损害的损害后果在当时是明确的，但是致害行为、致害人、因果关系，却不是明确的。要在只是明确了损害后果，而致害行为、因果关系、致害人都不明确的情况下，叫当事人如何提起和正常提起赔偿请求和诉讼请求？非常明显，当事人在此情况下，正常提起诉讼请求是不可能的。而看到的是，多年后，当事人才把三家医院统统都作为被告进行了起诉。
　　该案例的情形，实际是，损害后果在当时就明确了，而致害人和致害原因都是后来才明确的，即是在提起诉讼之后，由人民法院委托相关的司法鉴定所鉴定后才予以明确。是部分明确，而部分不明确。对于这种部分明确、部分不明确的情形，应该如何确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68条第一款：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其情形，并不适用于本案例。因为，这里提到的伤害明显，是指伤害的构成构成要件上的明显，包括了损害后果、致害行为、致害人以及因果关系上的明显，而不能只是损害后果这一项上的明显、致害人上的不明显，因为构成要件各项上的不明显，就无法有效提起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68条第二款：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该款十分重要，对于该款应作深入分析，从该款内容可以推论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应是以“伤害确定”和“ 证明是由侵害引起（侵害确定）”为标准，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该案例中，损害后果当时是明显的，当时就发生了失明的损害后果，已经被发现。只是在当时，致害人、致害行为等不能确定。可以说是其中的一项即损害确定是明显的。而证明是由侵害引起，具体由哪家医院侵害引起，也即侵害确定却不是当时可以明确下来的。而在诉讼期间，经过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才确定了甲、乙两家医院侵害引起失明后果。
　　以此重新来看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其“被侵害”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为伤害确定以及侵害确定都被确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明确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具体时间。诉讼时效期间起算，不是单以损害确定为依据，而以损害确定和侵害确定都明确了为依据。该案中，虽然当时治疗过程中损害（受损方）后果就确定了，但是侵害（侵权方）相关事实并不确定，其诉讼时效期间起算，不能以治疗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损害事实，作为依据。而只有等到损害事实，以及侵害事实在后来明确，都得到了确定的情况下，才能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也就是说，应以司法鉴定所鉴定确定甲、乙两家医院在此失明后果上有责，作为诉讼时效期间计算的依据。当然，本案中，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前，当事人就已经提出了诉讼请求。因此，该案中，当事人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其诉讼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

2010-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