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澳大利亚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文化合作协定一九九０年和一九九一年执行计划


（签订日期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以下简称双方）为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根据１９８１年４月２９日签订的两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经过中澳联合委员会的协商，就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两国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达成协议如下：

　一、文化艺术
　　（一）双方希望在适当时候进行部长级互访。具体事宜另行安排。
　　（二）中国摄影家代表团二至三人于１９９０年或１９９１年访问澳大利亚，为期两周。
　　澳大利亚摄影家代表团二至三人于１９９０年或１９９１年访问中国，为期两周。（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８９年计划推迟项目）
　　（三）双方互派画家一至二人到对方国家访问，为期不少于六周。（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８９年计划推迟项目）
　　（四）中国舞协与澳大利亚一舞蹈团互派一现代舞专家代表团（三至四人）进行专业交流和考察。
　　（五）双方为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的相互了解而作出努力，并希望互派作家代表团到对方国家访问。具体事宜另行商定。
　　（六）中国儿童读物代表团于１９９０年或１９９１年访问澳大利亚。
　　（七）澳中理事会于１９９０年或１９９１年派两名记者访问中国。
　　（八）中国一中等规模的民族乐团访问澳大利亚。具体事宜另行商定。
　　（九）澳大利亚钢琴家罗格·伍德瓦德（ＲＯＧＥＲＷＯＯ－ＤＷＡＲＤ）于１９９０年访问中国。
　　（十）中国一指挥家或一音乐家访问澳大利亚，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交响乐团进行合作。
　　（十一）澳大利亚一指挥家或一音乐家访问中国。
　　（十二）中澳互派三至四人组成的文化官员艺术考察和艺术节观摩代表团。
　　（十三）中方于１９９０年或１９９１年去澳大利亚举办中国现代绘画展。具体事宜另行商定。
　　（十四）澳方于１９９０年或１９９１年来华举办澳大利亚艺术展。具体事宜另行商定。

　二、图书、出版
　　（一）澳大利亚图书代表团五人于１９９０年或１９９１年访华两周。
　　（二）双方鼓励两国图书馆之间进行人员和资料交流。

　三、新闻、广播、电影、电视
　　（一）双方鼓励在广播、电影和电视方面加强合作。具体合作的项目由双方有关机构直接协商。
　　（二）双方鼓励和支持两国记者组织发展友好关系，进行互访，交流经验，以促进两国新闻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双方将为对方临时来访的记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

　四、教育
　　（一）双方继续互换奖学金生。中方人员在澳学习一年，澳方人员在华学习一年。为保证双方人员的对等，中方于１９９０年初派遣四名，１９９１年初派遣四名，１９９２年初派遣四名。上述人员学习期限均为一年。澳方于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２年分别派遣四名学生来华，学习期限为一年。如果新到学生人数少于四名并在派遣方及接受院校同意的条件下，前一学年的学生可延长，但最长不超过一年，并且在任何学年中学生总数不超过四名。
　　（二）双方继续每年互换一名官方教师（中方为每两年换一名），官方教师待遇、教学内容要视教师教学质量与经验而定。
　　（三）澳大利亚教师协会派遣一英语教学小组来华任教。具体事宜另行商定。
　　（四）中方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在澳大利亚发展汉语教学。有关合作内容由双方委托有关单位商定执行。

　五、体育
　　双方鼓励和支持两国体育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具体项目由两国相应的体育机构商定。

　六、社会科学
　　双方同意有关社会科学的交流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另行商定。

　七、其他交流
　　双方鼓励和促进友好省州、友好城市和非政府机构之间开展文化艺术交流，以利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八、中澳联合委员会
　　中澳联合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一九九一年在堪培拉举行。

　九、财务规定
　　（一）根据本执行计划派出的官方项目代表团（组）或人员互访财务规定如下：
　　１．派遣国负担代表团（组）或人员的往返国际旅费。
　　２．接待国负担代表团（组）或人员在该国访问期间的食宿、交通和保证访问所必需的医疗保险费用。
　　（二）根据本执行计划派出的官方项目表演艺术团（组）或人员互访，除条文中已有说明的以外，其财务规定如下：
　　１．派遣国负担艺术团成员的往返或到第三国的国际旅费，以及该团（组）的道具、演出服装、乐器等项的国际运输费用。
　　２．接待国负担艺术团（组）成员在其国内的食宿、交通和保证演出所必需的医疗费用或医疗保险费用，以及该团（组）的道具、演出服装、乐器等项的运输费用。
　　３．其它财务事项将另行协商解决。
　　（三）根据本执行计划互办的官方艺术展览的费用，除条文中已有说明的以外，规定如下：
　　１．送展国负担展品往返或到第三国的国际运输费用和保险费。
　　２．承展国负担展品在其国内展出所需的一切费用并确保展品安全。
　　３．送展国负担随展人员的往返或到第三国的国际旅费。
　　４．承展国负担随展人员在其国内的食宿、交通和保证工作所必需的医疗或医疗保险费。
　　（四）根据本执行计划派出的到对方国家的互换奖学金生的往返国际旅费由派遣方负担，其在国外费用由接受国提供。根据本执行计划派出的到对方国家任教或工作的教师、专家所需费用和报酬，除本计划条款已作规定的项目外，由双方有关机构另行协商解决。
　　本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可通过协商对其中的项目进行调整或撤销或增加新项目。
　　本计划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计划于一九九０年三月十九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澳大利亚政府
　　　　　代　　　表　　　　　　　　　　　代　　　表
　　　　　　于问陶　　　　　　　　　　　　Ｌ．Ａ．洛
　　　　　　（签字）　　　　　　　　　　　　（签字）
　 近年来，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引起社会各界的争论，法学界和实务界也是众说纷纭，争议的焦点是违反该条规定是否会导致相关的投资或担保合同无效。对其的不同理解必然会影响到司法裁判的结果，故很有必要在学术上进行深入的讨论。
　　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事实上，公司法第十六条不能仅从规定内容上作简单理解和判断，而必须根据相关法理和公司法的立法精神加以认识。笔者认为，公司违反该条规定并不当然导致相关合同无效，理由如下：
　　1.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并非约束合同效力的法律规范。从规范内容上看，该条规定属于指导公司正确运作即公司权力行使的法律规范，是规范单方行为的规范。因此，其法律约束力仅限于公司行为，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协调公司或公司权力或执行机构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合同属于双方或多方行为，它显然并不属于公司法的调整对象。根据此条规定判断相关合同是否有效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2.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不能约束公司行为的相对人，这是由公司法的调整对象决定的。从调整对象上看，公司法是以公司为规范对象的法律部门，不能约束其他民事主体。而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而签订合同必然要涉及相对人，这已超出公司法的法律调整范围。故公司对外签订的投资或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应依合同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3.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不能等同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行为将导致合同无效，公司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是否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笔者持否定的结论。从民法和合同法的角度理解，“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是合同的内容或合同的形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既非内容禁止，也非形式禁止，只是对公司单方行为的一种程序要求，而不是对公司行为的禁止，充其量也仅是对行为的限制。显然，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是不能简单等同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据此作出合同无效认定的。
　　4.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不能援引担保法相关司法解释认定合同无效。旧公司法第六十条规定：“董事、经理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董事、经理不得将公司资产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旧公司法第六十条规定是行为禁止，属于强制性规范，违反此规定当然可认定行为（合同）无效。旧公司法的规定已不复存在，担保法的解释也就丧失了法律基础和存在价值，不能再加援引并据此认定担保合同无效。
　　5.相对人明知公司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而与之签订投资或担保合同的，应认定合同无效。上述情形之所以会导致相关合同无效，并不是公司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而是合同双方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款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这也引出了另一个相关问题：合同的相对人有无审查公司行为的义务？笔者认为没有，因为公司法并没有要求也不可能对合同相对人作出这样的要求。法律不能忽视这样的现实：由于种种原因，相对人在现实中往往是缺乏这种能力和权利的。但公司法第十六条是法律规定，是明示的规定，虽不针对、不约束相对人，但依一般法理，相对人有适当注意的义务。正因为如此，在明知公司违反该规定情形下还与公司签订合同，可以认定其与公司的行为属恶意串通。
　　如果公司提供虚假的通过决议的文件，相关合同是否有效？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这恰恰证明了相对人的善意而不会因此而导致合同的无效。当然，这需要以合同相对人不知情为前提。

　　北安市法院 刘成江